叶克飞：世界终究还是年轻人的

资料图：美丽岛事件现场，1979年，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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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终究还是年轻人的》

文/叶克飞

12月10日既是世界人权日，也是“美丽岛事件”的纪念日。今年是“美丽岛事件”35周年，早就打算为之写点东西，日前又恰逢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我自然而然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只是，这种联系并不是顺理成章的因果关系或传承关系。如果没有“美丽岛”，就不会有台湾的今天。但“美丽岛”并没有按照既定方向前行，反而一度背离，当年的一些参与者甚至将坐牢当成政治资本，极速堕落。蓝绿之争消解了太多种可能性，也制造了更多分歧，直到新世代的崛起，为台湾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今天说一句：台湾已经到了告别“美丽岛”的时候，它的政治意义已在这35年间用尽，台湾将迎接新世代。

前几天与一位并不老的前辈吃饭，我们聊到80后和90后，也聊到台湾。他对年轻一代的看法，并无某些老一辈喜欢挂在嘴边的“缺乏责任感”、“自私”等妖魔化评价，而是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他以公德为例，坦言是读中学的女儿改变了自己有时乱丢垃圾的坏习惯。谈及台湾问题时，我亦提到年轻一代，认为他们影响了选举结果。

（资料图：2014年11月29日，台北市，“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率党内干部晚间在中央党部举行记者会，向支持者及党员鞠躬致歉。CFP供图）

在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遭遇了重大失利，先前的“北蓝南绿”格局被打破，有人称之为“国民党不仅没能守住南北分界的浊水溪，甚至丢掉了蓝营的大本营淡水河”。

这当中的因素很多，如马英九政绩不佳，国民党内讧不休等，年轻一代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被称为“首投族”，即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第一次参与投票的年轻人。

日前读到的一篇分析文章称，“首投族”与台湾老一辈的成长经历大异。不管是外省人还是台湾人，台湾老一辈都曾经历过困窘时光。在那个威权统治的年代里，意识形态曾经高于一切，经济尚未起飞。“首投族”则不然，他们在台湾经济腾飞时出生、成长，经历了台湾的民主化大潮。

这一点其实与大陆的代际差异有相似之处。如今的大陆老一辈，在政治运动中成长，属于被耽误的一代，本该读书的时候却或主动或被迫地沉溺于运动，思想和成长都遭受戕害。与此同时，他们有一些无法逾越的瓶颈，比如很难分清公域和私域的关系，缺乏公德，对个人选择缺少尊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和动辄上纲上线的大字报心态深入骨髓而不自知；自己对这个社会缺乏责任感，对各种社会乱象“容忍度”极高，甚至参与其中，却喜欢批评年轻人自私；同时因为经历过饥饿和恐惧，过于世故功利。

此前看到一个段子，当然不是如今老一辈的“专利”，但在他们身上体现甚为明显——“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原则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我们信奉猪的生活原则，往往得到了猪的命运”。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常常听到这类话语：“看这些闲书干什么，好好去学习”“别搞这些没用的，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就完了”“工作稳定最重要，别想三想四”“快三十了还不结婚，谁谁家孩子都老大了”……这些生活细节本身就是“猪的生活原则”的体现。小事尚且如此，大事更不必说。

代际差异原本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在海峡两岸更是因为历史因素而显得差异巨大。你不能指望经历过威权时代的台湾人和如今的台湾年轻人思维相同，也不能期待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大陆老一辈，与在改开中成长的大陆年轻人抹平意识上的鸿沟。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台湾老一辈还是大陆的老一辈，他们都将“站队”看得很重。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下，异见分子会遭受迫害；在“文革”时期大陆的政治运动中，捕风捉影的举报引得人人自危，批斗甚至打杀更是常见。站队关乎保命，因此犬儒主义盛行。台湾“首投族”漠视蓝绿之争的心理引发老一辈惊呼，但实际上只是习惯站队的老一辈少见多怪罢了。

关于首投族，连日来已有多种分析，我不再赘言，还是说回美丽岛。

1979年12月10日，台湾高雄爆发了美丽岛事件。以《美丽岛》杂志社为核心的党外人士组织民众示威游行，最终遭当局镇压。之后的美丽岛大审，黄信介、施明德和张俊宏等152名党外人士被捕，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张俊雄等6人被判有期徒刑12年。另有三十多人被刑事法庭判处4至6年徒刑。

事件影响深远，一方面国民党当局逐步放弃一党专政，最终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另一方面美丽岛世代逐渐走向政治台前，1980年底，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集体参选中央民意代表，多人高票当选，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来，威权统治宣告结束。

尽管民进党的成立在美丽岛事件发生的七年后，但仍被民进党中人视为自身最大的政治资本。在施明德等人入狱后，受难者家属和辩护律师们接棒，继续进行抗争。尤其是律师群体中，诞生了苏贞昌、谢长廷和陈水扁等民进党中坚，通过对政治体制的反复冲击，迫使台湾当局做出改变。那是众多台湾人怀念的八十年代，风起云涌，荡气回肠。

但将苦难当成政治资本，往往会流于庸俗，或者歪曲。台湾的改变绝非自美丽岛事件开始，早在五十年代，雷震和《自由中国》就已成为抗争的象征，并促使台湾当局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这一切在更早之前的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已经埋下种子，1947年行宪即提出地方自治，1950年4月，败至台湾的国民党当局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1969年的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举更是影响深远。五十年代开始，便已经有一批党内异议人士、党外人士经选举进入立法系统和基层行政机关。1977年，许信良高票当选桃园县长，美丽岛事件的重要人物张俊宏、林义雄都有省议员身份，体制为他们提供了虽不充分但足以腾挪的空间。至于国民党当局的威权统治，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属小儿科，异见者有呼吸空间，可以办刊物，能够进入体制内。

最重要的是，七十年代飞速发展的台湾经济本身就是孕育反对派的温床。美丽岛事件的领导者及随之崛起的律师群，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而且，由于当时台湾经济起飞基于自由化经济，因此中产阶层的成功大多与权力无关，而是基于个人努力，因此对体制依附不大，思想和行动都相当独立。

同时，苦难过后并不意味着一切立刻完美。所谓“民主之路踏上坦途”，绝对是某些人的刻意想象。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之后，台湾一度彷徨，甚至原地打转。

在“九合一”选举后加入辞职大潮的龙应台，曾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段话的引用率极高，但许多人忽视了这样一点：“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基本权利，它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随之迎刃而解，“有民主就有面包”思维的错误，早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所以，即使是龙应台，也在台湾的彷徨期中写道：“走过纷纷扰扰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能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算是歪打正着吧？”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本质：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陈水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位美丽岛英雄律师的从政之路是急速堕落的过程。民进党的内部分化同样令人痛心，许信良一度转投蓝营，施明德一度指控美丽岛辩护律师团中有国民党卧底，直指陈水扁和苏贞昌等人。这当中当然少不了对美丽岛事件的利用，比如2004年吕秀莲与反吕立委之争。至于蓝绿对峙，更是消耗了台湾社会的各种力量，切断了多种可能。

也正因此，新世代的选择显得尤为可贵。民间社运的深耕，“太阳花学运”的与众不同，都为“九合一”选举积蓄了力量。尽管柯文哲上任台北市长后的表现还需观察，但在选举中，他对和解的强调已经跳出了站队思维，对选举账户的提前关闭，以及健走和音乐会等拉票形式，亦使得新世代充满参与感。

26岁的王浩宇通过FACEBOOK吸引粉丝，无须宣传车游街，便高票当选市议员，这本身就是新世代参与并即将崛起的证明。以往的政党扶持、家族背景和大企业支持等元素，在这次选举中统统靠边站，“素人参政”有了模板，网络的力量甚至大于游街拉票。

美丽岛元素仍在选举中被提起，但那仅仅是一种惯性，比如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地高雄，陈菊不可能不提起这段历史。新世代在美丽岛事件甚至解严之后出生并成长，自小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这一切固然与美丽岛有关，但他们既不会像老一辈那样将美丽岛当成武器，也不会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包袱。

即使有人仍对美丽岛念念不忘，也大可换一种思维——当年美丽岛受难者们所奋力争取的正是自由和参与，如今新世代们抛开蓝绿之争，拒绝站队思维，恰恰是对美丽岛的最好继承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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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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